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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薪潮冲击中国“制造中心”地位

文章类别:制造智慧 |电子期刊号: 2011年第3期 总第22期

今年两会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叫“幸福中国”,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改善民生。还记得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口号,有人拆字解释为“禾口言皆”,即人人有饭吃人人畅所欲言,那样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那么,在通往和谐的路上,怎样才能保民生,幸福万家人。对于我们制造企业而言,加薪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再加上用工荒的压力,加薪也不一定能找到所需的员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何去何从?
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精益,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上海市市长韩正刚刚为上海工人送上了一个惊喜:今年4月,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上调10%以上。

没有人会因此富起来——新标准称不上丰厚,每月为1232元人民币(合187美元)。然而,韩正宣布的消息凸显了一个日益清晰的趋势。中国官员正设法预防去年的罢工潮重现,他们担心通胀率的顽固上涨,可能会给围绕薪资的讨论增加火药。

去年5月至8月期间,由于劳资纷争的接连爆发,一些企业受到了罢工等问题的冲击。受影响企业包括本田(Honda)的中国子公司,以及为该公司供货的一些在华日资公司,如欧姆龙(Omron)。

结果是,企业掀起了一轮涨薪潮,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富士康(Foxconn)。在多起员工自杀事件引起人们对其劳动条件的关注之后,这家生产苹果(Apple)的iPad等电子产品的台资企业将员工薪资上调了30%。

上海不是唯一提早采取行动、以防今年再发生工潮的城市。北京市政府在1月份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了21%,广东省也正在考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涨薪潮可能会重燃一种讨论,即中国工资上涨会不会促使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亚洲其他新兴地区。许多企业领导人认为自己有可能这么做。

旗下拥有Payless连锁鞋店的美国鞋业集团Collective Brands正着手将相当大一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特.鲁贝尔(Matt Rubel)表示:“中国一直是一站式采购质优价廉商品的乌托邦……但乌托邦从来不会长久。”

香港联业制衣集团(Tal Apparel)首席执行官李乃熺(Harry Lee)与他所见略同。

李乃熺表示:“5年前,你要是问我在哪里办厂最好,我会说首选是中国,次之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如今大不一样了。”

然而,工资上涨会对中国作为亚洲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产生多大的长远影响,很值得怀疑。

劳动力成本上涨在中国并不是新现象。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研究表明,至少十年来,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就一直高于亚洲其他地区。

根据ILO的数据,2000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均涨幅为12.6%,而印尼为1.5%,泰国为零。

中国工人目前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400美元,是印尼工人的3倍,越南工人的5倍,但仍远低于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水平。

然而,上述简单计算没有考虑到相对生产率的变化。摩根士丹利亚洲(Morgan Stanley Asia)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表示,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增幅在10%至15%之间。

这与过去十年实际工资的年增幅大致相当,说明单位劳动成本即使有所上升,可能升幅也非常小。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在本周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在中国拥有大型生产基地的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提高30%,仅会使利润率下降1%至5%。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生产转移的讨论,大多与鞋业和纺织等利润率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关,而这些行业多年来原本就已经在不断向越南、孟加拉、柬甫寨等国家迁移。

至于硅芯片和平板显示屏等更为复杂的制造行业,则很少传出转移之说。在这类行业,劳动力仅占总成本的2%至3%。

美国芯片生产商英特尔(Intel)近期在越南投产了一家10亿美元的工厂;台湾设备生产商鸿海集团(Hon Hai)和仁宝(Compal)也在越南开办了组装厂。

然而,制造业专家认为,目前不会有多少高科技公司计划撤离中国,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高科技公司都依赖于为了靠近客户而和他们一样坐落在中国南方庞大科技产业区的供货商。

里昂证券(CLSA)驻香港的科技研究主管巴夫托什.瓦杰帕伊(Bhavtosh Vajpayee)表示:“这些高科技公司不可能把大量生产转移到东盟国家;这些国家不具备所需的技术和基础设施。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英国《金融时报》 凯文.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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